1990年8月30日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前，一名身穿深色夹克的男子正蹲在台阶上，手指间叼着一支未点燃的烟。雨后，水泥地面闪烁着湿润的光泽，映出对面小巷口的馄饨摊冒出的白汽。他把烟折断，拍拍裤子上的灰尘后站起。法院里，审判庭在开会。他依靠在墙边，倾听自己的呼吸，四年前的一个秋天，他也曾在这里递交过诉状。那时他34岁，住在北京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宿舍，日子过得还算稳定。促使他走进法院的，是听说母亲在香港的银行有遗产，以及百代唱片公司尚未结算的版税，还有家中那架钢琴的去向。

这些孩子时常听到的传闻，从未有人将“遗产有多少”“在哪里”“谁在保管”明确写出。他母亲在他五岁时便去世，周璇的离世引起了广泛关注，但他当时年幼，无法理解“金嗓子”对他人的意义。周璇去世后，长子先由朋友黄宗英家收养，后代一起生活。周宗伟则在孤儿院与寄养家庭之间辗转，直到1959年才得以和长兄住在一起。他们的生活条件艰苦，常需争抢食物与穿着。

黄宗英在日后表示，她是受委托代管周璇遗产以抚养她的孩子们。然而当周璇于1957年去世时，遗产并没有立即被正式处理。她的财物被上影集团接管，部分金银首饰和钢琴被登记保管，而来自香港的款项则陆续汇回。1959年，周璇在香港的存款被调回，其他几种外币也陆续兑回人民币，存入周璇及黄宗英名下的账户，钱款被用于抚养孩子，具体去向却从未有详细的记录。 千亿国际体育

在那个年代，私有财产的管理往往依赖于“信任”和“组织安排”，书面凭证的缺乏成为普遍现象。周璇生前积累的财富，部分存在海外，部分换成外汇，剩余的则分散在各处。她去世后，遗留下的资产如同狂风中的纸屑，能收回多少全凭运气。周宗伟和周民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，周民记得母亲的存在，周伟却对她留下的事物知之甚少。

由于对母亲的记忆模糊，周伟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查找遗产，他向周璇生前的朋友以及相关机构询问，逐渐发现了一些关于遗产的线索。1983年，他和妻子见到黄宗英，黄宗英的反应让他感到不对劲，她坚称所拥有的存折及遗产都是她的，同时自己的说法与周伟掌握的信息相悖。1984年，中国银行突然结清了周璇名下的账户后，其余款项被转移，周伟随即对这笔钱的去向提出疑问，但在他开始追寻真相时，该笔资金已被处理。